138.论文10 (第2/2页)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作家的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对其创作影响极为重要，文本中的不幸源于现实中的不幸，张爱玲之所以接受精神分析理论，是与其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
　　
　　张爱玲儿时的缺爱，造成了她成年时对胡兰成的依恋和渴望，联系到后来胡兰成的背叛，这一切都组成了她写作的动因。
　　
　　张爱玲的父亲是前清大臣李鸿章之外孙，是个典型的遗少形象，性格暴戾乖张；其母亲为一个受西方文化渲染极深的贵族妇女，因此，他的父亲和母亲在性格、习惯等各方面无不互相排斥，毫无共同语言，旧风气与西洋化的冲撞，给了张爱玲并不幸福的童年。
　　
　　那么，张爱玲对于家庭温暖和父母之爱的期待，也只能通过其小说的流动展现给读者。
　　
　　由此可见，张爱玲相对于当时的其他作家，更容易接受精神分析理论，以排解自己多愁善感的不幸心情。
　　
　　在其作品中，不难看出其将写作对象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初衷和渴望，例如她出生在没落的贵族之家,在她的几部代表作中,背景也都不约而同地设定在没落的贵族家庭。
　　
　　张子静在《我的姊妹张爱玲》中写道:
　　
　　“《花凋》中的郑家即张爱玲的舅舅家；《金锁记》中姜家的故事也和李鸿章次子家的故事不谋而合；在《茉莉香片》中则有她父母与家人的影子:遗少父亲、刻薄冷酷的后母、弥漫着鸦片烟雾的家。不仅如此,小说中的人物感觉也经常来自于她本人的真实的人生经验。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穷亲戚的许多心理活动,就直接传达出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时所感受到的
　　
　　“寄人篱下”的这般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