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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慧的写作像是一种世纪末的狂欢，吸引了无数崇尚和自在的青年人的灵魂，尽管这些女作家在狂欢之余有着不同程度的迷失，但是她们仍旧不能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她们这种意外的身体写作，是一种追求本真的过度的结果，我们仍要看到她们作品的现实意义，而不是标签以”妓女作家”这类词，一些明显带有攻击性的非学术词语呈现了粗鄙的现象，它很容易将人们对一种新的尚未定型的文学探索带入歧途，引向庸俗化、色情化的误区。卫慧的《上海宝贝》充斥了大量的叙事技巧，语言非常华丽唯美，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蕴，这些自传体作品，较之林白的作品而言，更为坦诚和自信。
　　
　　卫慧、棉棉等作家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某种困境，这是一种颠覆的状态，或者可以称之为迷失。由于文本的放纵导致了狂欢之后的虚无，致使这些作家在追求理想和爱的道路上处于迷失状态，比如卫慧的一些小说透露出了在经历无法抗拒的欲望洗礼后，都会沦入空洞和虚无的荒凉之中。在《上海宝贝》中，身为作家的coco在写作遇到瓶颈的时候，通过聚会来实现转移写作的焦虑，结果，当那种苍白情绪在一片世界末日般的激情大宣泄中烂到了极点，之后，她心爱的天天也不再心疼自己给自己做饭了，而是终日沉迷在电子游戏中，并且重拾吸毒，那么此时，coco的精神天平就处于一种倾斜的矛盾的状态。
　　
　　这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以狂欢来抵御对现实社会的恐惧心理，最终只能重新陷入另一份焦虑之中，上海宝贝也同样表达了作者在性和爱之间不断的诘问与痛苦的挣扎。我们可以看出，卫慧等70后作家过度的彰显性体验和强调消费生活的乐趣，在伦理的悬崖边上大胆的尝试和越界，将灵魂与肉体紧密的贴合，构成了卫慧写作的基本生态，但是她们在消费生活的同时，陷入了反被消费的境地。精神的匮乏、信仰的混乱和消费欲望的钳制导致了她们最终沦为男性读者的消费品，而得不到文学审美的反思。
　　
　　二、欲望的悬崖与男权的颠覆
　　
　　90年代后期女性小说中对于身体欲望的大胆书写，并不是一种偏离20世纪女性意识发展轨迹的偶然现象，而是女性自我不断思考，不断追寻的历史必然性，通过他们的写作本身所闪射的强烈的行为艺术的倾向，通过她们展示身体欲望时的坦诚与率真，我们完全能够感觉到她们与以往女性写作中的男权批判意识一脉相传，以及更为突出的精神冒险意义。然而，她们在将身体作为写作的出发点的同时，也误以为其是最终极的价值目标，致使其文本的叙事失去了理性伦理的束缚，站在了欲望的悬崖边上。
　　
　　我没有掉下去
　　
　　努力爬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