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章 中国风再起（一） (第1/2页)

公元1775年的夏季，“中国”这个词再次重复的出现在欧洲上层社会的沙龙聚会中，久违的“中国风”在时隔二十年后再次掀起了巨浪。Www!QuanBEn!
　　
　　从八月份中旬开始66续续流传零碎的消息，待到九月份完整的“传奇故事”，十月份风靡欧洲大6的“不可思议”，梁明作为一名中立混乱阵营bss的形象成为了众所公认的事实。当然，各个版本的故事中两名英勇的船长始终是无法抹去的光辉。
　　
　　整个欧洲大6有着无法计量的无聊贵族和富足商人，同时在每一天举办着无法数的清的聚会和沙龙，在这些上流社会阶层的集会场所，中国和梁明成了最普遍的话题。处于好奇和心中的那份神秘感，这个话题主宰了整个夏季，似乎还有继续下去的趋势。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做了催化剂——欧洲人的惨败，毫无反手之力，西班牙人的失败如同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打在他们荣光焕的脸上。
　　
　　无可否认，此时的欧洲是闻名世界建立以来最强大的时候，即便是被无数位著名学者幻想过的强盛无比的罗马帝国时期也远远比不上。他们的实力第一次越了东方，准确的说是越了中国这个屹立于世界巅峰三千年的古老帝国。所以，此时的欧洲人是自信的，是无比的自信的，就好比他们坚信白色人种至上一样。
　　
　　他们征服了非洲、美洲、大洋洲和亚洲的大部，他们奴役者黑种人、棕色人还有黄种人，可以说这个世界唯一可以令他们心存畏惧的只有那个已经不遥远的“东方古老帝国”。而且这种畏惧正在逐渐的消退，已经有无数的学者在批论那个他们希翼了整整五百年的东方帝国，就好比法国的孟德斯鸠。
　　
　　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年前后。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2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虽然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确实就是中国。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把“契丹”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波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6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6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从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人。从1247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国通览》，整整2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诗歌──都出现有关契丹、蛮子的记述。3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指出，蒙元世纪欧洲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现中国，“……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马可波罗一家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欧洲现了一个新大6。使欧洲船只来到明朝中国海岸的这一海上事业的全部活动，应该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
　　
　　125年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在中世纪晚期的东方游记中，影响最大的数《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似乎只有在一个商人的视角下，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才能现中国的意义。《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1、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达、交通便利。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闻庞杂繁复，然而最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每到一处，他都兴致勃勃地记述当地的物产、建筑、道路、行船与桥梁。中国城市，无论是契丹的汗八里，还是蛮子省的行在（京师），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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